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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之歌》第十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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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以后。

道静从严重的创伤中苏醒过来了。她微微睁开眼睛呻吟一下,脑子里朦胧地、混沌地浮现出各种梦幻似的景象。

“我还活着吗?……”她这样想了一下,就又昏迷过去了。

当她真的清醒过来时,努力思考一下、观察一下,她才明白她是被捕了、受刑了,这是在监狱的一间囚房里。

一个温柔亲切的声音轻轻地飘到她耳边:“醒过来啦?真叫人急坏啦。”

道静向送过声音的那面侧过头去,在黯黑的发着霉臭的囚房里,就着铁窗外透过来的薄暗的微光,她看见她旁边的床上躺着一个苍白而消瘦的女人。

道静拚着肺腑里的力气,微弱地说道:“我还活着吗?你是……”

那个女人一见道静能够讲话了,且不答应她,却冲着窗外用力喊道:“来人!来人啊!这屋里受伤的人醒过来啦!”她冲着窗外喊罢了,这才回过头来对道静带着鼓动的热情低声说,“叫他们来给你治疗——我们要争取活下去!”

道静目不转睛地凝视着那张苍白热情的脸。这时,她才看出,这是个非常美丽的女人。年纪约莫二十六七岁。她的脸色苍白而带光泽,仿佛大理石似的;一双眼睛又黑又大,在黯淡的囚房中,宝石似的闪着晶莹的光。

“希腊女神……”一霎间,道静的脑子里竟闪过这个与现实非常不调和的字眼。她衰弱、疼痛得动也不能动,只能勉强对这个同屋难友轻轻说道:“谢谢!不要治啦——反正活不了……”

看守打开门上的铁锁进来了。后面跟着一个长头发也像犯人似的狱医。他走近道静身边,脱下她的粘满污血、打得破烂了的衣服。那痛,奇痛呵!一下子使得道静又失掉了知觉。

当她再度醒来时,那同屋的女人躺在她旁边的床上还在热情地注视着她;长头发的狱医拿着一个小药箱也还站在她床前。他看着道静,对那个女人说:“这次也许不至于再昏迷了。放心!她的身体还挺不错……”他回过头又对道静笑了笑,“他们叫我给你治,我就治吧。没有伤到骨头,你会很快好起来的。”

又过了半天,喝了一点稀米汤,道静年轻的生命真的复活了。可是痛,浑身上下全痛得像要粉碎了似的,针刺似的,火烧似的。可是,她不喊叫。她望着她床边的年轻女人,凝视着她美丽的脸庞,忽然好奇地想到:“她是个什么人呢?共产党员吗?”

“好,不要紧啦!多吃点东西很快就会好起来的。”年轻女人对她轻轻笑道,“等你的精神好点的时候,告诉我你被捕的经过,告诉我外面的情况。多么闷人啊,在这里知道的事情真太少啦。不行,不行,我的要求还太早。过两天吧,过两天等你身体好一点再说。”屋里另外还有一个也受了刑伤的女学生,这个女人就对她们两个絮絮地说着。她似乎有病,躺在冰硬的木板床上,动也不能动,但她却用眼睛和嘴巴不停地照顾着道静和那个小女学生。囚室外的小走廊里,时常可以听到她低微的喊声:“看守,来呀!她们要喝水!”

“来呀!看守!看守!”

“看守,”她对走进来的女看守说,“你们该给这位受重刑的弄点东西吃。”看见端进来的是一块发黑的窝头、一碗漂着几片黄菜叶的臭菜汤,她皱着眉说,“这怎么能吃呢,你想法弄点好些的——我们以后不会忘记你的!”

那位瘦瘦的女看守说来也奇怪,她似乎很听这位女人的话,她支使她,她差不多都能瞒过其他警卫和看守照着去办。

小女学生,约莫有十五六岁,细长脸,长得机灵而清秀。

她受刑不太重,还能勉强下地走几步。但是她被恐怖吓住了,一句话不说,成天躺在木板床上哭。夜间,道静听见她在睡梦里惊悸地喊道:“妈妈!妈妈!我怕,怕呀!……”

在黑沉沉像坠到无底洞里的深夜里,她悲伤地哭着。这个女孩子似乎从来没有离开过妈妈。

这时候,那个女人还没有睡觉,她伸出手拉住女孩子的手,在黑夜中轻声说道:“疼吗?……不太疼?那为什么老哭呢?我猜你一定是想家、想妈妈,对吗?……不要哭啦!小妹妹,哭,一点用也没有的。”她喘口气,歇歇,听见小姑娘不哭了,又接着说下去,“我十五岁的时候,那是在上海,也被捕过一次。那时我吓得哭呀,哭呀,哭起没完。可是我越哭反动派就越打我,越吓唬我;后来我一赌气,就一声也不哭了。我就向我同牢的大姐姐们学——跟反动派斗争,跟他们讲理。这些反动家伙们都是雷公打豆腐,专捡软的欺。等我一厉害起来,他们反倒不打我了……”说到这里,她轻声地笑了,道静和那个女孩子也笑了。

“郑瑾大姐,”那女孩子有气无力地说,“我哭——因为我冤枉呀!”

这名叫郑瑾的女人又安慰起女孩子,虽然她自己喘吁吁地看起来也是异常衰弱。

“小俞,俞淑秀小妹妹,”她说话的声音很低,但却充满了热情,“你说冤枉吗?不!不!在这个暴君统治的社会里,哪个好人能够活得下去呢?坏人升官发财,好人吃官司受苦,这是最普通、最常见的事。”

小姑娘似乎受到了鼓励与启发,不哭了,渐渐安静下来了。

道静从旁边听见了这些话,她带着惊异的心情,很快地爱上了这个难友。

郑瑾比她们到这个地方早,一切情况她似乎都摸得很熟。

可是那位姓刘的女看守竟听她的支配,道静又觉得惊异而惶惑了。“她究竟是个什么人呢?……”

“你是做什么的,为什么被捕?”第二天晚上,卫兵查过夜之后,郑瑾这样低声问道静。

“我不知道为什么。”道静衰弱地低声回答,“我是个失学的学生,我相信共产主义,相信共产党——也许就为这个把我捕来的吧。我还不是个党员,可是我希望为党、为人类最崇高的事业献出我的生命。——我想这个日子是到了。我什么也不想,就准备这最后的时刻。”

郑瑾静静地听着道静的话,神情变得冷峻而严肃。半晌,她才慢慢地仰起头,在昏暗的灯光下凝视着道静说:“不要以为被捕就是你生命的终点,就一定是死。不是的!

共产主义者到任何地方——包括在监狱里都要做工作,也都可以工作的。我们要工作到最后一分钟,最后一口气。我们要亲眼看到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实现,快乐地迎接这个日子……”说到这里,她看看道静又侧过头去看看俞淑秀,黑眼睛里突然闪耀着幸福的光彩。接着她就轻轻地描绘起共产主义幸福的远景;描绘起中国将要成为一个独立、自由、平等而繁荣的国家时的情形。

道静听着,吃惊地望着她。啊,多么美丽的大眼睛呵,那里面荡漾着多么深邃的智慧和摄人灵魂的美呵!完全可以相信她是革命的同志了。而她给予自己的鼓励——也可以说是批评,又是多么深刻而真诚!道静忽然觉得心里是这样温暖、这样舒畅,好像一下子飞到了自由的世界。这样一个坚强的热情的革命同志就在自己的身边,够多么幸福呵。——她渴望着、到处寻觅着而找不到的革命同志,却意外地被敌人的魔掌把她们撮合在一起了。

第三天吃过晚饭,监狱里查过第一次夜之后,郑瑾又和道静、俞淑秀两个人谈起天来。她真是爱讲话,不断地说着,好像一下子要把她所知道的事情全告诉她们似的。

“小妹妹们,我给你们讲点监狱的生活。那是四年前,在苏州监狱里……”

“这儿是什么地方?到现在我都不知道。”道静插了一句。

“这是属于宪兵司令部的秘密监狱。宪兵三团和市党部有矛盾,可是有时他们也要合作。”郑瑾回答了道静的问话,就又继续讲起她的故事来,“在苏州监狱里,在那里面我上了三年马列主义大学,学了很多东西……”

“在监狱里怎能上大学呢?”俞淑秀惊奇地把头探向郑瑾。

“听我说啊,这就是奇迹。”郑瑾闭着眼睛疲乏得鼓着劲儿说,“每天早晨监狱附近的工厂汽笛一响,嘿,你看吧!我们男监、女监一两千个政治犯——也有少数其他犯人,就全同时起床啦。原地踏步锻炼身体以后,就每人捧着一本书坐到各人的床位上读起来。这里面有判死刑的,有判无期徒刑的,也有判十五年、十年、八年的,可是他们舍不得浪费一点点时间,一个个都是全神贯注地读起书来。我们有学英文的,有学俄文的,也有学德文和日文的。政治理论更是每个人必学的课程。我学会了德文以后还当了教员教别人。”

“你说的这些人真奇怪,判了死刑还学外国文?那、那还有什么用呢?”俞淑秀和郑瑾、道静熟识起来了,情绪也稍微好了一点。她听了郑瑾的话半信半疑,睁大了圆溜溜的好奇的眼睛。

郑瑾仰起头来,微弱的灯光照着她的脸,那样明净,那样俊秀,虽然苍白得没有血色,但丝毫不减少她惊人的美丽。

道静又一次在心里想:“她真像块大理石的浮雕——我要能把这样的人雕刻出来够多好!”

道静刚要说什么。

“停一下。”郑瑾小声制止了她。因为走廊里传来了卫兵沉重的大皮靴响声。等皮靴响声远了,郑瑾不等道静说,自己抢先说道:“小妹妹,你奇怪他们吗?不,一点也不奇怪!你要明白这些人,不是平常人,他们是共产党员或者是共产主义者啊!

一个人要是有了共产主义的信仰,要是愿意为真理、为大多数人的幸福去斗争,甚至不怕牺牲自己生命的时候,那么,他一个人的生命立刻就会变成几十个、几百个,甚至全体人类的生命那样巨大。小妹妹,你们明白吗?这样巨大的生命是不会死的,永远不死的!所以我在监狱里看见了好多好多的共产党员,几分钟以后他们就要被拉出去枪毙了,但是在这几分钟以内,他们还要愉快地生活,还要努力地工作——因为他们是不死的!”

道静贪婪地听着郑瑾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周身的血液突然在血管里奔流起来、沸腾起来了。她没有想到在这个地方还会碰到这样坚强的老布尔塞维克,——像卢嘉川、像江华、像她梦想中的伟大英雄人物。看,她受刑多重,而且有病,可是她却这样愉快、这样充满了生活的信心,这样用尽她所有生命的力量在启发她们、教育她们。

“还没有去斗争就先想到死,这是不对的!”老早以前,卢嘉川曾经对她说过的话蓦地又闪过心头。可是,这种幼稚的幻想她并没有完全放弃。道静开始发现在自己的灵魂深处还有这么多不健康、这么多脆弱的地方——没有勇气斗争到最后一口气,却幻想能够很快杀身成仁完成英雄的梦想。可是,这是英雄的行为吗?……她回过头去看着郑瑾,不禁深深地惭愧起来。

俞淑秀呢,她那孩子气的想念妈妈,想念家,害怕受苦的哭泣渐渐减少了,终于一点也不哭了。她窥探卫兵不在门外走动的时候,就悄悄溜下床来坐在道静的床上,目不转睛地望着郑瑾,听她说那传奇式的富有魅力的狱中斗争故事。

第四天晚上,郑瑾又继续叙说她的故事。

“在监狱里我们还开了报馆和杂志社呢。”郑瑾微笑着闭着眼睛说,“我坐狱的那时候,有两三种刊物,还有一种为了难友们互相通讯联络交流消息的小快报。有人写稿,有人负责编辑,有些人就分头去缮写。我就是缮写员。白天不能写,深夜里我的同屋难友就分班替我守夜,我用棉被蒙住全身——一个人的被子蒙不严,就用两三条棉被。被子里面点上小豆油灯,或者用手电筒,我就一夜夜地趴在地上用墨水写,写……”

“你们这屋里怎么老讲话?少说一点吧!哨兵过来,不是耍的!”瘦瘦的刘看守趴在铁锁上冲着屋里轻声劝说着。

“大娘,帮忙帮到底!你是好人,让我们谈谈吧!”郑瑾对女看守说,“人吃了官司够多苦啊,我们都在想念妈妈。”

女看守不做声了。郑瑾对道静她们笑笑说:“这个女人是个受苦人出身,碰到她还算同情我们……不行,今晚上我不能再讲了。我受刑闹的身体很坏,又有心脏病……”她喘息着不做声了,似乎睡着了。道静和小俞都怜惜她,也都不再开口。但是刚歇了一歇,郑瑾却又伸出一只手握着俞淑秀的手,轻轻地温存地说:“小妹妹,和你们一样,我是多么想活下去啊!我有爸爸、妈妈,还有一个姐姐一个弟弟,还有许多要好的朋友、同志……我爱他们,真想跑出这黑暗的监牢到外面的阳光底下和他们一起唱歌、一起玩耍呀!”

小姑娘天真地问道:“你有丈夫吗?我想他一定也是个挺漂亮的人。”

郑瑾满有兴致地回答:“我的丈夫吗?你说对了,倒真是个很漂亮的人。高高大大的,懂音乐、爱艺术、又写得一手好文章,精神总是很饱满。我们俩一起在苏联同过学。他,他是非常爱我的。”

“他现在在哪儿?”道静插口问道,“郑姐姐,如果有机会,我真想见见他!”

“他现在吗,离咱们这儿很远很远,我已经四年不见他啦。哦,林道静,小俞妹妹,我们不说他了。我来给你们讲另一个人的故事,也是我在狱里亲眼看见的。你们喜欢听吗?我失眠,反正睡不着,如果你们不困,趁着深夜卫兵查得松,咱们就谈谈。”她的话像潮水样又滔滔地奔腾起来了。她鼓着全副的生命力,轻轻地喘息一阵,歇息一阵,又断续地向两个年轻的伙伴讲到深夜。

“李伟是个精明干练而又刻苦好学的青年。他在大革命以前就参加了共产党。党派他到苏联去学习,在那儿他和他的妻子认识了,而且相爱了。她是他的同志,他们就结婚了。一九二八年,大革命失败后的第二年,他们俩一起回到了祖国。李伟在上海做党的地下机关工作;他的爱人就在上海纱厂里做女工工作。李伟住在装做阔公馆的机关里,他的爱人去看他时才有意思哩——她在工厂里做工总是短打扮,去看他就必须换上旗袍才能进门。但是匆忙中她又没处去换。她只好把旗袍包个小包挟着,等走到李伟机关附近人少的小弄堂里,才急忙换上再进阔公馆。”

“哎呀,那要是撞上来了人,再是男人,多不好意思呀!”

小俞忍不住又替这个女同志担心了,她瞪大眼睛的神气怪可爱的。

“小俞,你不要总打岔。她爱她的爱人,当然用什么办法也要去看他。”道静说了小俞,又催郑瑾,“请你快说,他们后来怎样了?”

郑瑾笑笑:“小妹妹们,别催我。等我想一想,哦,事情是这样的:“一九三○年,他们夫妇俩都先后被捕了。两个人最后都被押到苏州监狱。敌人捕到李伟非常高兴。他们知道他是共产党的重要人物,他所知道的关系必然多。于是就想尽各种办法威胁利诱逼他说出组织秘密。可是李伟任凭敌人使了千条妙计,任凭敌人用尽各种酷刑——不是人能够忍受的肉体折磨,他依然是丝毫不为所动。甚至他明知他的爱人也同在一个监狱里,但为了不连累她,他竟忍住自己的感情,装做不认识她。他顽强地和敌人斗争着,并且领导着狱中同志们的斗争。敌人知道了气得发昏,最后想出了一条非常毒辣的阴谋——他们把李伟弄到上海,替他换上漂亮的西装,叫他坐上汽车,带他一同出去捕捉我们的同志。到了地方,他们拉李伟下车,他却躺在车上装傻,死也不肯下来。敌人打他、揪他,他躺在车上对围观的群众大声喊道:‘我是个犯人,他们却叫我换上漂亮的西装,坐漂亮的汽车,我身上伤痛不愿下车,他们却又拚命打我——不知道国民党生的是啥样的狼心狗肺!……’“国民党特务窘得下不了台,愤愤地把李伟仍又弄回了苏州监狱。他一回来,就对同志们讲:‘敌人不会再叫我活下去了,我就要和你们分别了。’同志们听了很难过,可是他每天依旧高高兴兴地学习、工作、做早操。他非常喜欢清洁,弄到一点点水,也要把全身洗一洗。他的眼睛大大的,头发黑黑的,身材高大而英俊。同志们,甚至有些狱卒全很敬爱他。他的嘴巴很会讲,随时随地都在做宣传。有时还唱着非常好听的男高音。狱里有点良心的看守都被他感动得改变了穷凶极恶的态度。

“这最后的一天来到了。敌人提他出了笼子。他临走出去时,抖抖身上的土,对同监的同志们像平常一样安静地说道:‘同志们,就要分别啦,不屈不挠地斗争下去吧!共产主义是一定会胜利的!’他和每个同志全在笼子门口亲切地握了手,连说:‘祝你们胜利!’然后就昂然大步地走向刑场去……同志们站在监视孔内悲痛地望着他,一个个心如刀割。接着,传来了《国际歌》声——他高声唱着,他唱得多么雄壮有力呵!接着又传来了昂扬的口号声——他高呼着:‘中国共产党万岁!’接着砰、砰、砰枪声响了,他的声音在枪声中消失了……可是这时,全体狱里的囚犯,包括普通犯在内——他的妻子也在内,同声悲壮地唱起了《国际歌》。许多同志声泪俱下……”

郑瑾说到这儿,声音嘶哑了。显然,她是在流着眼泪叙说的。

“郑姐姐,请你不要再说下去了,我明白了……”道静摸着郑瑾的脸,在黑暗中替她擦拭着涌流下来的泪水,自己也流着眼泪。

可是小俞却还不满足,她追问道:“郑姐姐,那个李伟的爱人以后怎样了呢?她知道他死了该多难受呀!”

“不要问啦,小俞。你还不明白吗?”道静怕郑瑾再伤心,提醒了一句。可是小俞依旧固执地说道:“你们说的是什么呀?我不明白!”

郑瑾沉默着。‘半晌,她用低沉的刚刚听得出的细声说:“小妹妹,你还不明白?林姐姐倒是比你有经验……那个李伟就是我的丈夫!——我们分别已经整整四年了。”

沉默。监房突然像沉入无底的黑暗的深渊中,就是落下一根针也仿佛可以听见。三个人都好像睡着了。但是在这样的寂静中忽然爆发了强烈的哭泣声——俞淑秀像道静刚醒来那天一样呜呜地哭了起来。但是这次,她哭的不是妈妈。她断断续续地啜泣着说:“郑姐姐,郑——姐姐!感——激你,你教给我认识——认识了真正的生活,认识了真理……”

卫兵荷着枪跑过来了。这是个凶恶的家伙,他用枪把敲着铁门,发出沉重的响声,狠狠地骂道:“你们这几个臭娘们要造反呀!半夜三更吵吵闹闹,想他妈找死哪!”

这凶煞的声音刚消失,道静立刻拉住小俞的手,说:“小俞,你感觉到了吗?咱们现在不是关在监狱里——咱们是在上马列主义大学。”

(第二部第十九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