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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桥集》附录:再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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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桥集》能够再版,是我没有想到的。去年房树民同志跟我提过一下,说这本书打算再版,我当时没有太往心里去,因为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不料现在竟成了真事,我很高兴,比初版时还要高兴。这说明有人愿意看我的书。有人是不愿意有较多的人看他的书的,他的书只写给少数有高度艺术修养的人看。日本有一位女作家到中国来,作协接待她的同志拿了她的书的译本送给她,对她说:“很抱歉,这本书只印了两千册。”不料她大为生气,说:“我的书怎么可能印得这样多!”她的书在国内,最多的只印七百本。中国古代有一个文人,刻了集子,只印了两本。我没有那样的孤高。当然,我也不希望我的书成为“畅销书”。

读者不会是对我一个人的散文特别感兴趣,我想这是对散文的兴趣普遍地有所提高。这大概有很深刻、很复杂的社会原因和文学原因。生活的不安定是一个原因。喧嚣扰攘的生活使大家的心情变得很浮躁,很疲劳,活得很累,他们需要休息,“民亦劳止,迄可小休”,需要安慰,需要一点清凉,一点宁静,或者像我以前说过的那样,需要“滋润”。人常会碰到不如意的事。有不如意事,便想寻找可与言人。他需要找人说说话,聊聊。听人说说,自己也说说。我始终认为读者读文章,是参与其中的。他一边读着,一边自己也就随时有自己的意见,自己的看法。阅读,是读者和作者在交谈。当然,散文的作者最好不是“语言无味,面目可憎”的角色。也许这说明读者对人,对生活,对风景,对习俗节令,对饮食,乃至对草木虫鱼的兴趣提高了,对语言,对文体的兴趣提高了,总之是文化素养提高了。果真是这样,那么这才是真正值得高兴的事。

上个月,有一个很年轻的从上海来的女编辑来访问我。她说我是文人文学或学者文学的一个代表。这大概是上海文艺界一部分同志的看法。在北京,我还没有听到有人这样说过。过去我只知道有“学者小说”、“学者散文”,还没有听说过笼统的“学者文学”。“学者小说”是小说中的一支,作者大都是大学教授,故亦称教授文学。这类小说的特点是在小说中谈学问,生活气息较少,不用方言俗话,语言讲究而往往深奥难懂。海明威、福克纳、斯坦因贝克……的小说是不能叫做“学者小说”的。亨利·詹姆斯的小说大概可以算是“学者小说”。那是我读过的最难读的小说。我的小说大概不是“学者小说”。“学者散文”的名声比“学者小说”要好一些。英国的许多Essay都是“学者散文”。法布尔的《昆虫记》可以说是“学者散文”,因为谈的是自然科学而文笔极好。中国的许多笔记,是“学者散文”,鲁迅的《二十四孝图》是“学者散文”,周作人的大部分散文都是“学者散文”。朱自清的《论雅俗共赏》等一系列论学之作,都可作很好的散文来读。“学者散文”在中国本来是有悠久传统的,大概在四十年代的后期中断了。唐弢同志在十多年前就说过中国现在没有“学者散文”,以为是一缺陷,这是具有历史眼光的见识。我愿于此少留意焉,然而未能至也。我没有学问。近年来我痛感读书太少,不系统,没有精思熟读,只是杂览而已,又不做劄记,看过便忘。有时为了找一点材料,翻箱倒柜,好不容易找到了,有用的不过是两句,真是“所得不偿劳”。有时想用一个成语,一个典故,大体的意思是知道的,但是这出于何书,这句话最初是谁说的,就模糊了,正如宋朝人所说:“用即不错,问却不会”。——连这句话是谁说的,我也记不清了,大概是洪迈。我倒乐于接受“学者散文作家”这样一个桂冠的,可惜来不及了。我已经七十岁,还能读多少书?

我在这本书的自序里强调了散文接受民族传统,这是不错的。但我对新潮或现代派说了一些不免轻薄的话。我说:“新潮派的诗、小说、戏剧,我们大体知道是什么样子,新潮派的散文是什么样子呢,想象不出。新潮派的诗人、戏剧家、小说家,到了他们写散文的时候,就不大看得出怎么新潮了,和不是新潮的人写的散文也差不多。这对于新潮派作家,是无可奈何的事。”最近我看了两位青年作家的散文,很凑巧,两位都是女的。她们的散文,一个是用意识流的方法写的,一个受了日本新感觉派的影响,都是新潮,而且都写得不错。这真是活报应。本来,诗、小说、戏剧都可以新潮,唯有散文不能,这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这反映出我的文艺思想还是相当的狭窄,具有一定的排他性。我想和我一样狭窄的人,甚至比我还狭窄的人还有。在文艺创作上,大家都是平等的,谁也不要以权威自命。不要对自己看不惯,不对自己口味的作品随便抓起朱笔,来一道“红勒帛”,“秀才辣,试官刷”。至于有的把一切现代派、新潮的作品,无论是诗、小说、戏剧一概视为异端,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大人物,则宜另当别论。

校阅了一遍初版本,发现错字极少,这在目前的出版物中是难得的。于此,我要对这本书的责任编辑潘静同志,责任校对马云燕、华沙同志深致谢意。

一九九〇年十二月三日《蒲桥集》初版本目录《蒲桥集》*《蒲桥集》,作家出版社,一九八九年三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