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每个考虑到的事例中，实验者间的社会互动对于决定实验如何结束是关键的。安德森与密立根挑战了所有穿透粒子反证的有效性，他们的攻势迫使斯特里特重新组织了实验策略。巴奈特所感受到的来自爱因斯坦的竞争也是同样的例子。当巴奈特最终按照爱因斯坦和德哈斯所做的那样重新组织他的工作时，他很突然地感受到爱因斯坦行星原子模型的数量冲击性。在1915年之前，巴奈特的结论仅仅需要新的机制来描述地磁学；在爱因斯坦的实验后，巴奈特的想法在数量上与电子轨道理论以及爱因斯坦和德哈斯的实验结果相矛盾。作为回应，巴奈特做了所有物理教科书所能教他去做的。他尽可能大地改变了所用仪器的结构，以使新的探索最大程度上不受早期错误资源的影响。教科书中没有提及的是：在改变仪器后，实验者经常会失去细微的控制。经验通常带来熟悉的操作方法以及材料。突然地，巴奈特面对了一次全新的实验安排，使用高敏感度的仪表和陌生的材料。
不是所有的竞争都是平等的。可以想象，巴奈特1917年在俄亥俄州立大学时，与爱因斯坦那个时代相比，当时美国的物理学很明显是没有威信的。当实验结果以小于2的因数区别于先前的结果，并且所得的结果与爱因斯坦的结果一致时，他结束了实验似乎不足为奇。后来，巴奈特发现他已经成为新系统错误的牺牲品。之所以未曾预料到，是因为这些错误在他之前的实验中是不重要的。总之，改变实验的安排消除了特定背景的同时又引入了其他的。
但是，旋磁和宇宙射线的实验都不会以某一位实验者的结论而结束。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研究旋磁效应的研究者同样有着足够多的实验实践，使他们能够把握每项工作的难点并对比背景的处理方式。阿维德森、贝克、爱因斯坦、巴奈特、德哈斯以及斯图尔特构成了一个小的群体，20多年后的宇宙射线物理学家也是这样。每个人可能都强调过对某项技术的偏爱。但是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密立根、尼德美尔、安德森、斯特里特、斯蒂文森以及富塞尔在一次重要对话中分享了很多想法。例如，斯特里特实际上采用了安德森在一次实验中得出的数据来解释他自己的实验。
实验间竞争的本质随着大规模实验的增加而发生了改变。从一些物理学家开始计划主要的机械设备那一刻起，在实验中便有多重劳动力分工。首先，有一批人从事实验的设计与建设：在E1A，宾夕法尼亚大学负责建造和测试火花室，哈佛大学负责电子逻辑电路等。单独一个人或者一个实验室是不能监督所有的设备或者保证每个元件的可靠性的。大型探测器的建设和工业或军事系统设计与云室相比有着更多的共同点。
当他们的机械设备开始产生数据时，小组经过重组，不再受实验室的严格组织限制。加尔加梅勒首批对强子中性流感兴趣的小组来自于欧洲核子中心和米兰。相似地，为E1A而聚集在一起构建磁铁、火花室以及电子的小组与那些从事不同背景分析的人不是同延的。这样的重组完全是高能物理学中所特有的。从第4章中可以获悉，这为什么会发生是很清楚的。追求特定种类数据分析所必须的技术和兴趣并不一定要与那些用于组装、测试、运输以及维护硬件设备的技术和兴趣相同。
为数据分析所做的劳动力分工伴随着在高能量物理中论据建设的社会学的根本性转变。在小规模实验中，显而易见的是特定“发现时刻”的想法令人绝望的不足，因为它隐藏了实验者逐渐消除背景的关键活动。在大型实验中，这个过程不仅仅需要个人遵循，还适用于每个，有时是重叠的子组，其中每个成员都有自己的技术和关注点。
假设我们像探索μ介子发现的实验如何终结一样探索加尔加梅勒证明中性流实验的终结过程。中性流实验是如何结束的？是以罗伯特·帕尔默从未还原的图片中得出的“快速但粗略”的计算结果而结束的吗？很明显不是，因为他对于消除中子背景的尝试没有使任何人信服。帕尔默认为中子不能解释效应的观点对于他的同事来说是不充分的：他们必须得到更多的关于图片中光学变形的信息以及更多关于所有事件类型的数据，特别是关于相关事件的。当首批简化数据表明蒙特卡罗展示中性流候选均匀地分布在容器内时，是否可以认为实验已经结束？实验是否以鲁塞的热力学分析而结束，由于它很简易而且不需要任何模拟？实验的终结是否应该归因于弗莱和海德特详细的蒙特卡罗理论终结了中子级联能够延伸中子范围的可能性？
每次努力都以自身的物理假设开始。每次都关注不同的背景或者针对已考虑背景的新方法。如果中性流存在这一小组的结论不是任意单一背景研究的结果，这个结论最佳的描述方式是怎样的？当考虑到宇宙射线时，对于每次都处理不同的背景的许多个体实验的识别使我们错过发现时刻。这证明了对于按照从各种其他物理效应中的信号渐进分化来考虑发现是有用的，有时是通过证明现象的稳定性，有时是通过增加显示的直接性。
在表格顶部的旋磁实验中，我们看到策略的实质变化是如何针对背景来部署可以经常被视为一项独立的实验。例如，回想起爱因斯坦、德哈斯、阿维德森、贝克以及斯图尔特所面对的背景，其中两个主要的背景是由于已磁化的样本的直接相互作用，地球或者螺线管的磁场。这里是实验者为对抗干扰效应而做出的各自的选择：
为便于与更加复杂的实验比较，用正方形代表每个已公布的实验是很有帮助的，如图6.1所示。
图6.1 在研究附属专业中独立的子实验
正如在20世纪30年代那样，随着实验变得越来越复杂，自我支持的分项实验的聚集变得越来越频繁。我们看到这种情况在宇宙射线的实验中发生过，例如，在宇宙射线的试验中，斯特里特制定富塞尔使用为使组合的簇射理论明确而设计的薄板来探索簇射效应；此外，斯特里特指导了斯蒂文森和伍德沃德的工作。安德森、内尔以及皮克林在密立根的指导下工作；之后，安德森指导了尼德美尔的研究工作。通常发表的著作上会同时署有导师和学生的名字。为显示在这类实验中的这种紧密的同盟关系，可能需要附上带有方框的表格来代表实验，如图6.2所示。方框A可代表密立根，方框B可代表早期安德森关于“次级电子能量”的研究，方框C可代表内尔的纬度效应测量等。每项辅助调查都用于遵循密立根提出的总体实验项目因果关系的影响。在密立根的案例中，主要的光子假设引起了关于纬度变化以及次级电子能量分布的预测。
图6.2 一个研究组内局部独立存在的附属实验
在E1A等高能物理实验中，社会、技术以及论证结构本质上要比出现在早期实验中的要复杂得多。起初，有三位主要研究者：鲁比亚、克莱因以及曼恩，每位都负责选择其他的教授、助理教授、博士后学生以及研究生。例如，克莱因选择了一位叫做理查德·伊姆利的博士后学生；曼恩选择了一位叫做梅辛的研究生；鲁比亚则带来了一位名叫苏拉克的助理教授，苏拉克进而在早期数据分析时聘用了参与“第一次”E1A实验的哈佛研究生。在E1A之后的规模更大、时间更近的实验中，这些递阶关系甚至更加明显。在1983年的W发现实验中，有超过130个实验者的署名。[1]在欧洲核子中心中针对正负电子的既定实验可能有数百个署名；如果建造超导超级对撞机的话，可能会有超过400名物理学家进行同一个实验。
等级制度发展壮大的一个结果是形成政策决定集中化的趋势。只有E1A和加尔加梅勒的领导能够决定在何时何地发布结果。例如，只有他们能够决定哈佛-威斯康辛-宾夕法尼亚-费米实验室小组会使用改变的探测器来重复E1A实验或者在关于费米实验室会首先进行那项实验的协商中做出方针决策。只有拉加里格、鲁塞以及其他少数人能够就加尔加梅勒应该将安置超级质子同步加速器的决定直接地与欧洲核子中心管理部门讨价还价。随着实验的规模越来越大，类似的决定必须集中到更少的人手中。民主原则除外，很容易看到只有很小一部分实验物理学家会指挥重要的高能物理学实验，如果每次实验都需要花费上亿美金。这样的关于物理学结构的集中研究的影响会是很深远的，并且应该细致研究；其他科学分支，包括固体态物理学、生物化学以及天体物理学，快速地朝着更大规模来发展。
注释
[1] Arnison et al.，“Large-Transverse Energy Electrons，”Phys.Lett.B 122（1983）：103-116.